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论策、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文化典籍，也因此变得极其丰富。

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促使各种思想流派相互碰撞，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几经周折之后，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开始全面上位，并四溢影响到其他少数民族和相邻国家。而在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期间，当时中原地区最为重要的学术文化圣地便是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为寻求其政权的合理性而开办的高等学府。最初是田齐用于支持黄老之学而产生的，后来成为诸子论策的主要场所。

据说，老子李耳是春秋时期的陈国人，而田氏先祖本为春秋中期由陈国避难来到齐国的陈国公子。故而抬高老子学说，有利于确保自身统治的稳固。春秋战国交际之时，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虽然赵魏韩齐四家最终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却也遭到了周边诸侯的排斥。齐威王时期，出于称霸和稳固法统的双重考量，进一步宣扬黄帝是田氏始祖的理论，并以此彰显黄帝后裔田氏战胜炎帝后裔姜姓的合理性，从炎黄阪泉大战的传说中寻得历史依据。

随着齐威王变法改革的推进，稷下学宫的规模和影响广度日益扩大。当时除了道家黄老学说之外，儒家、名家、阴阳家以及由儒家演变而来的法家均在稷下学宫有所活动。稷下学宫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诸子百家学说影响，都是独一无二的。诸如儒家圣人孟子和荀子、道家高人庄子、阴阳家邹衍、法家大咖申不害等均曾名列稷下学宫，其中荀子更是做了稷下学宫祭酒。

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这个平台上辩论、交锋、攻讦，同时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比如庄子最早提出“内圣外王”思想就曾对儒家影响深远。而法家韩非、李斯等人更师出于儒家荀子门下。

齐威王之后，稷下学宫到了齐宣王时期再度兴旺起来。齐宣王在位期间，齐国经过常年变法改革诸子百家学说影响，经济、军事实力大增，早就不甘于偏安东方一隅，而是寻求如同上古君王黄帝一样，开创统一天下的霸业。正因如此，齐宣王效仿先辈们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为稷下学宫的学者们提供了十分优厚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待遇。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当时的齐国曾“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意思是在政治上授予“上大夫”的称呼，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正因如此，宣王时期，列国诸子纷纷涌入齐国稷下学宫，著书立说以展开政见之争。

齐国因为鼓励诸子百家参政、议政，吸纳各方有关治理国家的见解，归纳总结，进一步确保了齐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稷下学宫存在教育和学术两个层面的作用。在教育层面，它培养了大批人才并传播了诸子思想和文化知识，因此被后人冠以“齐地中央学术研究院”、“齐国最高学府”的美名，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巨大。在学术层面上来说，稷下学宫的诸子学者们总能针对当时的时政热点阐述自己的政论见解，他们博学多才、善于分析，常常能够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各路学派看到同一个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有别，必然会进行一番争鸣，却也促使当时齐地乃至关东地区的学术风气颇具“兼听则明”的味道。

稷下学宫复原图

正因为诸子百家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为此中华文明此后数千年的统治阶层提供了不同的解疑方案。秦国为富国强兵，重用法家商鞅、李斯等人，最终一统天下。西汉初年，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争霸后，中原百废待兴。朝廷采纳黄老道家学派思想，无为而治，最终迎来文景之治和武帝时期的强盛国力。汉武帝时，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并存，最终汉朝采纳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以加强中央集权，消弭地方差异。

儒家讲究“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道德，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固的社会关系，更有利于统治者构筑一个兼具税收和管辖双重职能的官僚体系。随着推恩令的执行，封国制度日益瓦解，此后的中国历史虽偶有封国藩王回潮的现象，却已经不是主流。

不过虽然汉武帝独尊儒术，然而自汉朝以降，直至清代，中原国家政权的政策指导思想始终是兼具儒、法、道三家于一体，这也显示了诸子百家之间的思想渊源。而自秦以来，诸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包括延伸出来的五德终始）、吸纳五行和黄老思想的中医理论等各种文化思潮，基本都能自稷下学宫找到源头。

正因为稷下学宫的丰硕成果和影响深远，许多人将其视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以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并且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之广，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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