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往今来的众多圣贤中，孔子无疑是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当众多思想涌动、人们心迷失方向的时候，孔子提出了“以德为先、以礼治国”的理念百家之一的儒家学说，直击人性深处，赢得了历代读书人的广泛赞誉。

700年后的西汉时期，董仲舒这位读书人站了出来，高喊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竭力为孔子正名，为儒家思想树立正道。最终，在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的支持下，儒家思想一跃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导力量，取代了百家思想的地位。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存在一个共识：缺乏动态、多角度的问题观察。人们追求的是“安稳、平静”，历代统治者都希望自己创立的王朝能够永远延续下去，子孙能够享受太平盛世。历史却多次给他们狠狠打了脸，这是不争的事实。

孔子的儒学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孔子而言，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通过道德感化民众，通过礼制来规范老百姓，中华民族就能成为超越动物的“文明人”，成为备受敬仰的“礼仪之邦”。这种片面追求静止的观点违反了运动不可避免的哲学定律，除了给中华文明留下“缺乏逻辑性”的坏名声外，还不断巩固了等级制度。

正是因为孔子的“静态思维”和缺乏逻辑性的哲学理论，他的思想与孟子产生了明显的矛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的“教”和孟子的“良知”之间的矛盾。

孔子总是认为除了他之外，老百姓都是不文明的粗人，缺乏道德怜悯之心，也没有“文明心”中的礼义廉耻。直白地说，他觉得未经过他的礼仪教化的老百姓就是一群“禽兽”。《说苑·修文》中有这样的说法：“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

在这种深刻的认识之后，孔子立即感到了教化天下的责任和使命。于是，他开始制定道德标准和礼仪规范，并以他认为的“德”的标准整理六经，将其作为儒家教民向德的基础。孔子的目的是通过《诗经》来教导民众怀德，鼓励他们向善。（冯时，《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

这里的“德”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品德和社会公德，而是孔子一厢情愿认为的“至德”——周文王的德行。为什么孔子会认为周文王的德行是最高层次的“至德”呢？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昭曾解释过：“昔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侍奉殷朝，被后人称之为至德。”这表明孔子认为最崇高的“德”只不过是对统治者忠心耿耿罢了。

孔子所说的“德”只是外在的华丽外衣，充当君主的“马仔”。他所谓的“礼”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教授人们如何遵循君主制定的“礼仪规范”。按照这种推理，孔子的“教民怀德，劝民向德”不过是教导老百姓顺从君主，服从忠诚的心。难怪他会认为不经过他的教化，老百姓就是一群“禽兽”。道理也很简单：人们一出生只知道喊妈妈，谁会主动去认“主子”呢？

孔子认为忠于君主是最高级别的“德”，这不是老百姓天然懂得的道理。所以，孔子高喊着“我要教导老百姓如何做人”，他的“教民怀德”意味着老百姓始终无知如婴儿、无礼如禽兽，他们都需要他的教导。

对于孟子来说，老百姓显然不是一群等着大圣人手把手教导的婴儿，他们本身就具备与生俱来的“良知”和“良能”。“人之所不能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认为，人们不需要学习就能掌握的技能是“良能”，不需要思考就能了解的能力是“良知”。

可以看出，在孟子看来，老百姓并不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无知，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他们能够自我学习、自我思考，引导自己的行为，核心关键是他们已经有了“良知”。

事实上，正如孟子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懂得总结现有事物和规律，引导自己的行为。他们懂得根据环境特点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主张百家之一的儒家学说，以适应现实。最典型的证据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从众、顺从圣人言论而著称。这也是中华文明对女性存在歧视和不友好的原因，但女性不仅没有反抗，反而选择顺从的深层次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所说的“教民怀德”，一味追求“我要教导老百姓如何做人”，与同为儒家的孟子存在明显的矛盾。孟子对孔子的主张持不认同的态度，他认为老百姓已经具备了良知，不需要等待圣人的教导。只要创造一种“忠君事主”的大环境，依靠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良能”和“良知”，自然会自觉地“归顺朝廷”，忠于圣人，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

即使孔子和孟子在“忠君事主”之外再多地包装“德”，即使他们有再多的粉丝信徒，我对他们完全附和君王、抛弃个人思想的等级观念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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